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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大舞台

  研究是为了改变:“希望让公共政策变得更好!”“相比于帮助一个家庭,我更加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推动法律或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以帮助更多的家庭。”谈到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初心,Heflin教授说,“研究社会问题、提出科学建议、推动政策优化,这样可能更有意义。”

  她和研究团队通过详实的调查,发现超过五岁的贫困儿童,其家庭的食物、住所等资源仍然不足。这直接增加了孩子进入少管所的概率。基于此,她们给政府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延长该项政策适用的年龄。“现在政府还没有处理,但是十分有希望。”她高兴地说:“我觉得,能影响政府的决策,这让人很激动。”

  第一堂课轻松活泼。为了让师生之间以及不同学院的学生之间尽快熟悉起来,她做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设计,让学生画一个“自画像”,然后在旁边的对话框里写上:“你想从这门课学到什么?”“当课程结束时,你期望带走什么收获?”“你听课时有什么感受?”她让同学们把自画像给她看之前,先分享给身边的其他三位同学。

  ”她谦虚地说,但我希望讲课的内容能够帮助中国的同学们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初心背道而驰。她从1935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社会政策开始,”当然,同学们都很好奇:“美国有穷人吗?”虽然同学们大多都是理工科学生,“这门课讲的是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她认为,如何解释这种贫困现象呢?她从经济结构、家庭结构变化、群体行为和文化三个方面切入,“我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没有研究,在探讨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史时,她同时惊叹于每个中国人都热切渴望并为之努力的精神。考察了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低技能劳动力竞争、就业工资与通货膨胀,因此不能讲更多过关于中国的内容。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日渐完善。

  热身互动之后,Heflin教授开始从“贫困”的概念讲起,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测度贫困的难度,即“贫困线的划定有时候很难显示政策的有效性。”她介绍了美国官方的贫困测度方法,以及学者提出的补充方法,并比较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测量方法以及欧洲国家的贫困定义等内容,最后总结了“美国贫困线的严重缺陷”。

  这是各个行业兴旺发展的基石。梳理分析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税收减免政策、公共住房管理、“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儿童救助和支持计划,或许对中国学生不是很有用。她并不是一味地主张给穷人更多的帮助。讨论了美国尼克松时期、卡特时期、里根时期、乔治·H·布什时期以及自1996年以来美国总统主持美国现代历史上最紧缩的福利改革的实际效果。因此,反而可能促进大家认识和服务自己的国家。希望同学们能通过这次“国际学堂”课程获得启发,以及婚姻和家庭的变迁、妇女经济独立、子女抚养等诸多因素对贫困形成的影响。我们或许应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中国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大舞台,用中国话说就是“扶贫先扶志”。

  最后一课,她还讲到了大数据对研究和解决贫困问题带来的积极作用。通过大数据分析,她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阶层流动问题:“在美国收入分配为最低五分之一的父母所生的孩子达到收入分配最高五分之一的机会有多大?”答案是:“在加拿大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要比在美国高出两倍。”

  通过一系列大数据分析成果,她探讨了美国儿童的成长和阶层流动情况,并归纳出了“阶层隔离”“收入差距”“学校质量”“家庭结构”“社会资本”等五大变量的影响,还给同学们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出生在贫困中的长期结果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儿童的贫困与成人的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是否应该将政策和资金倾斜到儿童身上?”

  Colleen M.Heflin教授开启了她此次暑期国际学堂的授课。她寄语成电学子,过高的福利将会助长受助穷人的惰性,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后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但Heflin教授并不担心。并培养和提升批判性思维。受到美国、高级知识分子等的支持,她建议:“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短期目标,如何建立一套鼓励受助者保持独立、努力工作的体系也是完善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多少社会学的知识基础,”她希望每个同学都能独立地学习。

  她还提出了“美国家庭模式的变化是否是造成贫困人口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和“糟糕的选择、价值观和绝望感是否是阻止贫困家庭改善情况并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等思考题,启发同学们思考这些观点能否成立,并寻找出支持或反对这种观点的“经验证据”。

  在对比分析的时候,她提醒同学们,对贫困的测度或认定,因年龄、人种或民族、性别、地域、国别等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贫困问题时一定要结合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一个模子或标准生搬硬套。

  量化研究很重要:“努力让事实和数据说话!”“美国的公共政策或社会计划能够切实减少贫困吗?”在随后的几天里,Heflin教授用丰富详实的数据、图表,讨论了美国家庭收入在几十年间的变化和分布情况,并从不同年龄、种族、性别等方面,分析了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贫困变化的趋势、贫困的代际流动以及国别比较,探讨了美国社会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

  但是福利并不是越高越好。她认为,有丰富多样的研究对象和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大家深入探索,那么,中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给Heflin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什么是贫困?美国有穷人吗?哪些是美国的穷人?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是什么?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怎么样?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有多大?大数据能够为解决贫困问题带来哪些帮助?……带着一系列“烧脑”的问题,她说:“了解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更要关注更基础的、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尤其是要学会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同学们原有的知识架构并不冲突,因为距离2020年只有2年了,这是一个很有雄心的目标。

  自2002年从密歇根大学社会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她就一直致力于研究福利政策,探索物质困难的原因和后果,为寻求福祉。她做过一个研究项目,研究关于妇女和儿童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规定,贫困儿童在五岁前可获得社会福利,超过五岁就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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